说一个跟语言学科研相关的问题。这一点不仅仅很多普通人不能理解，甚至有的低水平语言学学者也不能完全理解。
研究一种（小众、原生、少数民族）语言不一定需要母语者。
我记得有一个明星叫汪涵的，他应该是湖南人，所以对湖南的方言保护特别有热情，而且还启动了一个方言保护计划，请一些语言学者来记录和保护方言。刚刚上网查了一下，这个计划叫“響應”计划。这个计划其实挺好的，保护方言也是让人开心的事情，但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说了一句[1]：
万事开头难，开展“響應”计划最艰难的是在他们团队创建初期，因为做的是湖南方言，所以要找的所有学者和专家，必须是湖南籍的，“如果一个江苏的语言学家，他去湖南做语言调查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听都听不懂，更不要说做研究或者记录了。
这句完全不专业的话让我对“響應”计划的印象大打折扣。并且对这种外行指导内行的现状感到生气。
国际上，成功的非湖南籍的湖南方言、语言专家比比皆是，数不胜数。其中，我的学生时代的老师之一，曹茜蕾（cáo xīlěi, Hilary M. Chappell）教授就是其中一个。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，她对湖南的瓦乡话的语法有着深入的研究。当然，她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湖南省，她发表过汉语书面语、官话、粤语、闽南语以及汉语语言类型学的诸多研究，是国际汉语语法界最重要的专家之一。同时她为人亲和力很高，大家都很喜欢她。
再说一个例子，一个语言学圈内的例子，来自一个实力平平的大学老师。我一个同事原来在国内念大学的时候，想报考某学校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生。结果被其大学老师秒劝退：
“你一个汉族人永远学不会少数民族语言的！”
我的同事听了以后很受打击，但是却不信这个邪，毅然决然地跑到国外念研究生，目前已经发表多篇少数民族语言的高质量论文。我听了这个故事，觉得那个老师飘了，想直接给一拳。
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表示过，一个语言学的学生，不应该上来就研究自己的语言。假设我是博士生导师，我会禁止我的学生以自己的母语作为研究对象。因为仅仅研究自己的母语，很可能会被局限在一个框架内，既不能有效地拓宽视野，又很难积累足够多的语言研究经验。而且，往往研究母语的人因为过分自信，对语料库的建立十分疏忽，甚至连自然语料的转写都极其怠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的研究水平远远不及一个非母语者。母语者的优势实际上在研究中与非母语者的并不明显， 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。作为一个学生，要以最快和最有效的方式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一个自己完全不会的语言。等到自己的实力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，再回来看自己的母语，也许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。
我们看一下中国境内藏缅语的研究学者，成就最大、产量最高的学者几乎都不是母语者。比如孙天心老师，前年被评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，他对嘉绒语组的贡献是无人能比拟的。孙天心老师是祖籍山西，台北出生的根正苗红的汉族人。他对各种藏缅语的描写是后辈们的典范。
法国语言学家向柏霖（Guillaume Jacques），是一个有着布列塔尼和越南血统，在巴黎出生的法国人。但是他却成为了当今世界上嘉绒语研究最全面、最深入没有之一的人。虽然我刚刚已经说了孙老师是无人能比拟的，但是向柏霖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无人能出其右的人（向柏霖的学生鹅师也是一个例子）。
我们再看看国内的田野调查之王，素有“大树”之称的戴庆厦教授，他是福建仙游人，但是对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作出了相当卓越的贡献。而且戴教授的学生众多，其中不乏母语人，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以超越戴教授。
母语研究者中，优秀的学者并不是没有，但是大部分给人的感觉是视野较为狭隘，并且因为某些原因，基础不够扎实。最优秀的母语研究者往往也研究了不少非母语，比如南开大学的意西微萨·阿错教授，是一个成功的藏语研究者，但是他的研究范围也包括倒话、五屯话以及其它藏语方言的研究。正是因为研究范围拓宽了，自己的水平才不断提升。
这也是给有志于做田野语言学的同学提个醒。你不一定非要是母语人，才可以研究那门语言。最近，我收到不少私信都是担心自己不是母语人，做不好田野调查的。我一般的回复是：不是母语人就对了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语言学家的话。